故土杂记

“再伟大的男人，回到故乡也是孙子”（刘醒龙）

--------------题记

（一）

小时候，离开故乡，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是唯一的，那是一条翻山越岭、穿垄过亩的羊肠小道，铺着清一色的石板，留下了光滑的历史履痕。

老家地名好记，八塘，估计在地名考中同名几率也很高。塘作为一个区别地域概念的量词，大抵始于明朝，古《清泉县志》中就有“五里一铺，十里一塘”的记载，如果依照现在的里程来推算，也是较为精准的。老家距离衡州府刚好八十华里，我不得不佩服古人的严谨。

从古衡州府一路蜿蜒西来的这条小路，曾一度称作官马大道，大体相当于今日带G字头的高速公路，“铺”跟服务区的功能相差无几，“伙铺”就是休息区。“塘”则设有驿站，开设了专供往来商贾、驿使歇脚的客栈，其舒适度、服务功能、娱乐功能均高于伙铺，还备有马厩和喂料场。多年前，我在八塘老街那个叫“陶行”（大概是专营陶器的集散地）的旧居前，还看到了三根并立的高大拴马桩，依稀可以映照出当年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来。

八塘是纸牌的故乡，鼎盛时期，老街上做纸牌的作坊有十几家，户户晒纸，家家印字，整条街挂满“贰柒拾”，到处弥漫着桐油的清香。这种家庭合作的生产方式打上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胎印，养就了传统八塘人骨子里的经商意识。当然，也形成了八塘人好赌的个性。在纸牌娱乐方式创新上，八塘人一直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桌上有牌有酒，农闲时节，哪家随便一吆喝，三人一围坐，便是一场牌，打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这种劣根性至今也不见明显变易。玩物难免丧志，过去，有打牌贻误农桑的，也有打牌输掉田地家产的，更有甚者，还有因为打牌典当妻儿的，所作所为自是十足的败家子、纨绔子弟了，但那毕竟是特别的个案。凡事皆有利弊，打牌，是一种智力游戏，可健脑，可怡情，亦可养性。印象中的八塘耄耋老人，个个皆是慈眉善目，有金山万丈，玉海千寻之色，而无剑戟森森，鳞甲铮铮之态。看来，娱乐也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分寸由人，评说由人。

也有从不沾赌的，从这条官马大道走出，到外靠打铁、缝纫为生，我爷爷就是其中的一个，常年在郴州宜章打铁，终老才归。也有往来这条石板路，靠卖脚力谋生，远道广东乐昌一带为盐局商号做挑夫，俗称“挑南盐”，他们离土不离乡，做着艰难的体力营生，总比那些日赌夜嫖的浪荡子活得受人尊敬。

年，民国政府衡阳修建了通往桂林的砂石公路,从现在的泉湖（七塘）裁弯取直，经鸡笼街去往祁东、永州，八塘从此渐渐被边沿化，商家必经之地的优势逐渐动摇，日见式微，衰落凋敝。江山易主后，也不见起色，且愈发一蹶不振，昔日酒肆林立、车马喧嚣之地，终于湮没在山野丛林中，成为偏狭埋名的荒径。

激情的革命年代，八塘曾一度易名“新民”，老百姓用锄头挖出了一条三米宽的砂石公路，拖拉机的突突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白洋桥水库的修建，则直接切断了官马大道的“龙脉”，青石板在草丛中呻吟，那条充满高贵血统的小道开始长满青苔，渐渐失守、沦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古老的石板也被好事的村民一块块用铁锨翻起，成了修葺猪圈牛栏的上佳建筑材料。

近些年，新农村运动的“村村通”工程，渐次打造了宽阔平整的回乡之路，新湘桂线的动车以公里的时速从家门口呼啸而过，老家空巢的洋房也越建越多，逢年过节，我们开始堵在了回乡的路上.........这一切，并没有带给我多少惊奇，相反，我感觉故土陷入因整容而毁容的时代怪圈，看不到那条记忆中的石板路，身后的脚印、村子，梦里的八塘，连同乡愁，都渐行渐远，变得模糊不清。

（二）

家乡属于典型的山地丘陵地貌，有山不高，有壑不深，有水不阔，有田不广。植被倒是葱茏葳蕤，一年四季，郁郁青青。“唐家”左侧有峰兀立，呼作“将军岭”，得名由来已无从考证。如果历史可以大胆臆测，我想，应该是在某个朝代，某个镇守边关有功的将军，受到朝廷册封，赐良田美宅定居于斯，仙化后厝柩在那个山坡，所以命名“将军岭”。当然这种缺乏史料记载的臆测难以接近历史真相，近乎戏说。但是民间关于将军岭的神话传说却代代因袭下来，流传最广、最久远的一个版本则是“借米还糠”说。故事始于将军岭山脚下那个小石洞内。过去受农业自然条件落后的影响，常常会遇上饥馑岁月，为了帮助乡民度荒，住在石洞内的神仙会出来及时布施，只要乡民拿着空斗在外面击掌三响，洞里面就回流出脂白晶莹的大米来。仙人也救急不救贫，要求借米的必须在丰年如数偿还。看来古代的仙人很注重诚信体系的建设。面对不劳而获的物质诱惑，久而久之，人性贪婪的弱点开始暴露无遗，一位自视聪明的村妇，在多次借米还糠后，终于触怒神仙，那个曾经流出千万石白米的石洞，最外面的那道石门在响过一阵如雷的隆隆声后，终于永久地合上，对诚信缺失者实施了严厉的终极惩戒。这个传说显然是饥荒时代对于诚信建立的劝喻。

将军岭还有妇孺老人口口相传的“蟒蛇精”神话，那条足有十华里长的蟒蛇精因为触犯天条，被压在将军岭下，蛇尾在距八塘十里开外的观山，运气好的话，在一口水井内偶尔可以看到蛇尾摆水。物质贫乏年代，乡民的想像力总是如此丰富而充满逻辑的必然，那位洞中神仙专司看守蟒蛇精之职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了。小时候我就读过《山海经》系列神话，如果放在今天来评判蟒蛇精传说的神奇，我以为它应该是大人用来唬孩子睡觉的催眠曲。

将军岭的地名千年不易，从山形上看，没有一丝一毫像一位策马扬鞭的出征将军，它矗立在那，继续以传说的名义，曝晒于荒野。

我一直不太明白离家不过数百米之隔的那个中二型水库缘何取名“白洋桥”？古人定义“桥，为水梁也”，没有取名白洋町，盖因兴修大坝时架起了一座小桥吧。查阅《舒氏三修家乘》，里面有关于“白洋町”的详尽记载，甚至连田亩主人都被记录下来。町为田界、田地之意，白洋町用农村熟悉的语境表述，算是个大的垄口子了，在一个丘陵山地为主的乡村，是很难觅到这么一处集中连片的沃土良田，且地势开阔，光照水源也十分充足，怪不得历代被朝廷看重，累受册封，以奖军功。

白洋町修建水库约有六十年的历史了，那里的每一道波纹都刻有父辈的记忆。父亲是当年负责工程建设的指挥长，母亲在大冬天随同三千余名建设者一起喊着劳动号子，挑土打夯，那些珍贵的汗水就是注入白洋桥水库的第一股碧流。

用石子堆砌的“农业学大寨”那五个十米见方的遒劲大字经不起风化的煎熬、皴裂的沧桑，早已不见踪影、魂宿大泽。心态急躁的人们急于向水索取，一年一捕，这些年再也看不到儿时比己身还高的青鱼、雄鱼了。水养万物，作为周边数千亩农田的灌溉水源，如果没有白洋桥水库，也许，这一方水土、人文，还有以谷稻为食的乡民，都将枯萎，成为无家可归的乞丐。

这一湖清波，是丰收的闹铃，是故土的命脉，是窖藏的老酒。她唤醒季节，催生希望，一旦拔了塞，奔流中便溢满陈年的芬芳。

将军岭、白洋桥，一山一水，不再单纯是一张故土的地域名片，而且可以烛照一个时代的脸面。我深爱这片汪野，这方灵动的山水值得我带着余年，抱朴还乡，筑庐为居，托体植骨！

（三）

久客还乡，除了走亲访友，拜会长老，总要在老家那栋旧宅前徘徊一阵子。像是一种仪式，虔诚而庄严。恍若覆满青瓦的屋顶上还在冒着袅袅炊烟，每一堵墙上都镌刻了我童年的记忆。今天，这种“老态龙钟”的土砖房，挨在贴着各式彩瓷的农家院落洋楼中，显得“鹤立鸡群”，像打扮极不得体的村姑，与身着盛装的贵妇同时参加一场豪华的宫廷舞会一般尴尬。十多年前，有人愿出资购买这栋老舒家宅子，父母不同意，说卖祖业是败家子才做的损德事。当然，父母心里更明白，买房的相中的其实是那块宅基地，欲在此盖新房。被别人盘算，父母自然十二分不情愿，这与谦让无关。

父亲叶落归根前，对故宅进行了一番修葺，为了尽可能在外形上与那些新盖的房屋匹配，只好依照房子原貌、结构，将它美化成粉墙黛瓦的徽派风格，古朴得有点新意，至少不再与时代显得格格不入。借此也断了那些打主意买房人的念想。旧宅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是父亲手上建的。其时姑姑远嫁晋中，叔叔将要完婚，一家人总得各伙而食，孝悌为先，父亲遵循祖母的意见，在异爨前筹划建房，可以想象，当年父亲耗费的不仅是微薄的家财，更有全部心血。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这栋历经半世风雨的老宅子，确实有如看永定客家土楼般好奇。建筑有生命，也有灵性，母亲对老家旧宅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她曾说，在这栋房屋里，睡得安稳踏实，百事顺心，酿出的湖之酒，酒香糟甜；逢年过节做豆腐，从没败过（就是每次点卤，都很成功把豆浆变成了上好的豆腐，而且入口柔顺滑爽），看来，房子要合主人的脾性，方可感天应地。母亲说这些话时，我从没有去质疑其中的迷信成份。身土不二，自有其科学的道理。

我不懂风水，亦不迷信风水。对故土这栋宅子的喜爱和轸顾，倒不是它的华贵，而在它的布局，房屋前栽枇杷，后种松竹，左临古井，右列山塘，牖对青山，这样环境，距今愈近愈难觅了。也在于它赋予我的历史沧桑感，它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变迁。它矗立在那，就是我们心中的火炉、灯塔，有温度、有方向。母亲有个心愿，希望我们兄弟能回乡盖栋新房，不求奢华，但求静雅。老人的心思简单明了：叔伯诸公的子孙都在老家大兴土木，光耀门庭，我们老舒家自然也不能落后。顺了母亲心意，我们一口应承下来。都说故土难迁，可乡下房子越盖越多、越盖越高端大气，人却越来越少？我有些想不明白。城镇化的筐装不下几多乡愁，曾几何时，我们变得不再为了安身而去建造房屋，那些如同别墅的洋楼成了一个家族的脸面？这个多元的时代，有人愿意在城里做房奴，也有人向往做农舍的主人，一切选择皆无可厚非。

这些年，我一直渴慕在故土拥有一方山水、几分薄田，来耕种自己的余年和梦想，如今，当我愈加接近这个梦想时，却在老宅前徘徊了。唐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耿湋写过一首《过王山人旧居》，“故宅春山中，来逢夕阳入。汲少井味变，开稀户枢涩。树朽鸟不栖，阶闲云自湿。先生何处去，惆怅空独立。”

今我来吟，仿佛自己就是诗中的那位孤独遗世的先生。有故乡，一定要回得去，并不亚于一个深奥的哲学命题。

（四）

地名，是一个区域划分的符号，也是一个地方的历史胎记，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情感浓度。平常我们口中所言的故乡，其实是一个被逐渐放大的单元，如果没有走出县，故乡就是我们的出生地；出了外县，故乡就是我们出生的县；跨过省界，故乡就升格成了我们出生的那个省；要是到了外国，故乡就放大为我们出生的祖国。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动态概念，我原以为故乡是一成不变的。

我的故乡如果要精确到行政村组，细化到军用地图标识的地步，该叫月塘，一个富有诗意的域名。回廊式屋场建在半山腰上，放在城里，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伴山公馆”了。月塘又有上下之别，我们祖辈居住在半山坡上的这个叫上月塘，山脚下的那个自然叫下月塘，有两口方塘相隔，用一条石板路相连，鸡犬相闻，往来频繁，心与泥土的脉搏一同律动。

父亲健在时，曾向我细述了上月塘的历史，因为族谱并无记载，估计也是代代承袭下来的“故事会”。那块“楚南望族”的匾牌已经作古，无处可寻。取而代之的是由故父撰写的那幅嵌名石刻对联：“月高但任云飞过，塘小却将日映来”。一个教过私塾的老先生看后如是评价：狷介狂傲，立于青峰之上！我读到的却是那一缕乡音、一份乡情、一盏灯影，这大抵就是言为心声的不同意趣罢了。

老家的地名以“塘”命名的居多，如月塘、皂塘、清水塘、排路塘、鲁车塘、羊角塘、日升塘……从地名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世代居此的先民深知无水便无修的农训和逐水而居的道理，十分重视水利设施的兴修。这是繁衍和繁荣的必然需要。

房屋地势较高的，则多以“岭”命名，像文牯岭、牛牯岭、云牯岭……牯岭，也许是一种乡音的叫法，或许也像庐山的“牯岭”一样，是英文COOLDING(凉爽之地）的谐音，我一直以为是某某姓氏加上“家岭”的后缀而作地名的，看来，也经不起推敲。

地势低平的，则以“坪”命名。如：桐梓坪、枫树坪……也有以族居大姓取名的，如唐家、王大屋……还有毫无规律可寻的，像秀屋矶、大岭行、酒铺、绿河池、猛虎跳涧、分手坳……

不论有着怎样的地名，这都是梦开始的地方。尽管故乡已慢慢看不见炊烟，正在现代化的潮汐中逐渐隐去，徒留一个孤单的身影于大山深处守望，那些地名依然是贴在我们身上的标签，它总是与荣誉不可分割，纵使有一天，我们没有归葬故园，也会归葬在毛边纸的族谱里。

地名，是家乡历史的印记。上月塘，系着我的乡魂。远望可以当归。如果我还没有归来，我一定会把你的名字留下，放在心里晾干，腌制成一道可口的咸菜，在想你的时候，端出来，下酒。

（五）

从来故乡连着胃。一个人的饮食习惯比起乡音来，的确要难改得多。你可以借助语言的天赋和后天的努力，熟练地掌握几种方言、数门外语，但娇嫩的胃却很难做到同时适应多种菜系，遍尝美食后，能激活你的食欲，让舌根生津、肠胃亢奋的依然是来自故土的那份食单。胃，是最忠诚于身体的器官，除非产生病变，它是坚守故土的最后一道屏障，且从不背叛。舌尖上其实没有乡愁，只有味蕾绽放后的舒坦。

少小离家，随父母工作异动不断迁徙。及年长，因为学习、工作、旅游，也颠沛游历了不少地方。视野、心境渐次开阔，唯饮食习惯依然很刁，永远带着故土的记忆：喜辛辣、偏咸、熟透的菜肴。反之，便觉食欲不振，菜饭不香。尽管纸媒、网上一些养生专家一直在鼓噪低盐、清淡、素食的种种好处，寻求人的味觉“大一统”，不啻宣扬长寿秘笈，更是假科学之手，扼杀饮食的多样化，让“千胃一面”。我还是信奉“身土不二”的观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些经年形成的味觉像一块浇铸好的铁板，已与乡情熔在一起，无法切割。

固执己见地辩白了一大通，该说说舌尖上的故土了。当然，我的味觉并没有随岁月一起长大，记忆仍停留在稚嫩而单纯的童年。

《舌尖上的中国※2》以“甜蜜”开篇，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眼球，膨化了我的味蕾，看到一半，就已嘴角流蜜，唾液汹涌，喉结作响。我的童年时光，这份甜蜜也要向天而寻，入土而觅。那时，口袋里没有糖，那份甜，它藏在茶花的花蕊中，树上的野果里，田地的草根里……无需零花钱，只要腿勤，就可随手采摘，甜到心底去。有大快朵颐的豪迈，亦有吮吸初乳的快意。如果家里粮食宽裕，获得“糖”的途径自然会多一些。搜寻甜蜜的回忆，只记得“扯糖”、“姜糖”、“橙子糖”、“冬瓜糖”的名字了，其中，印象最深的要数用谷芽、大米熬制的“扯糖”了，是故乡遐迩闻名的特产，有专门的作坊制作，其工艺流程已不复记忆，但那份暖胃解馋的甜却永远烙在了心底。

过去的乡下女人，虽然不及现代女性心灵绰余，但手巧却是不争的事实，浆衣补衫、熬酒做糖，里手得很，似乎个个赛厨神，能把看似平淡的日子过得活色生香。不像现在，什么都能一站式采购，少了手工的乐趣，吃的彷佛不是食物而是金钱。所以至今，我仍然迷恋那装在各式瓷盘或是“团盒”（多为木制的圆形或六边形的带格容器，主要用来置放糕点、糖果、炒货）里的那些美食，炒米花、炸米片、花根、猫耳朵......洋洋大观，堪称副食博览会。在我们老家，每年收获糯谷后，几乎家家都要酿造湖之酒，以犒劳一年的辛苦。我曾亲眼得见祖母酿酒的全过程，糯饭煮好后，先用清水淘洗、晾干，再把用桑叶和大米做成的酵母（俗称扁药）拌进去，只是我至今不明白祖母为何要在上面抹上一层黑黑的锅灰？也许是一种古制吧。最后，将加进了酵母的糯饭放进一口铁制的大锅里，用稻草覆盖，大约四、五天，糯饭软化成糟，就可闻见酒香了。不过，这似乎还是半成品，复又将这些散发酒香的糟“移师”到一个密闭的陶制坛子里，中间放置一个竹制的“酒插”，酒糟分离，酒插内似井壁，外面是糟，里面则是醇厚的酒海了。想喝时，就像汲井一般方便，生活的乐趣莫过如此。女人是湖之酒的酿造者，男人却是酒的最大享用者。遇上大雪封山的冬天，没有农活可干，男人便就着炉火，把酒烧得滋滋作响，敲碎几个鸡蛋，仰脖就是数碗，女人做上几道酒鬼最爱的下酒菜，有些酒量的也陪男人喝上一碗，直喝得明月落阶，掌灯映雪，借着三分酒性，男人像箍桶匠一样把怀里的女人抱得铁紧......

故乡的美食不仅饱胃，而且兼有食疗的功效。入夏前，大家会到田垄采摘“臭草”（车前草），捣碎后和进米麸，做成像青团一样的臭草粑粑，蒸好后吃上几个，这一夏，任凭温度再高，保管不会长痱子，药效好过当时的“盘尼西林”。

关于故土的美食种种，囿于时间、篇幅和记忆干涩，难述一二。宜趁还未齿落发白，赶快回到那方生动的山林，与友朋雅集，一道受用故乡的味道！

（六）

老家的地形概况如果用比例来切割，大致属于“三水六山一分田”。山上植被丰富，尤多杉、竹，大山，是乡民的“绿色银行”。在那个用手工抒情的时代，这里盛产木匠、篾匠，技艺非凡。他们加工出来的木器、篾器在十里八乡往往货售一空，也是泉湖二月八的一块金字招牌。山水养育人，环境造就人。土地、万物，最能体现众生平等，不曾亏欠斯民。

故乡的每一道山坡皆长满楠竹，水一样的青翠，拔节而上。每年初春，温润的气候，土里插根拐杖也会发芽，漫山遍野，竹笋当道。夜深人静，甚至可以听到新笋破土的声音，这种大自然的天籁喂饱了我童年的耳朵，给了我乐理的启蒙，使我对纯音乐多了一层天然的喜好。

我们家族本房的裕喜伯伯，做了四十年的篾匠，工艺纯熟，加之脾性温良，在衡祁两界几乎妇孺皆知。记忆中，我每次放暑假回乡看望祖母，最欣喜的事，除了与那帮野孩子下塘网虾捉鱼摸石螺，便是看老伯的篾匠活了。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熟练地操起两把柳叶刀，把竹子分解成片、条、丝，那些泛青的篾条，经过他的小刀摩挲，光滑到一滴水也站不住脚。他的双手就像织女般灵活，经一下、纬一下，不停地穿梭、编织，那些竹篮、竹椅、竹篓、竹筐、竹席……便生动地呈现在我眼前，他最擅长编织盛装五谷的篾器，一件件都精美得像艺术品，如果细刷一遍桐油，可以卖上更好的价钱。老伯听力很差，所以更能心无旁骛，专于一艺。心情好时，忙完了主活，他会为我削上一支竹笛，用竹帛贴好几个小孔，就可发出悠扬的笛声了，那个时候，仿佛丝竹迸发，自己就是这一片声音的交响。老伯还为我做了几个大小不一的笔筒，可惜被当做玩具弄丢了。

后来我听父亲说起了老伯的传奇经历，二十岁那年，他成婚不久便被抓壮丁，跟随国军部队吃了军粮，在东北战场，为了急行军，他用双手刨雪，冻残了二个手指。解放前夕，国共两军激战上海，他所在汤恩伯的部队被击溃打散，如惊弓之鸟的他历尽万般艰难回到诀别十年的故土，早已物是人非，庆幸家还在，妻相守。被炮火震聋的他，带着一双残缺的手，以负罪的心态开始了人生新的里程。七十年代初期，经父亲推介，老伯凭着一身过硬的篾匠技艺，到了欧阳海灌区工作，与同行编织擋土的篾垫、炊事用的蒸笼等物什，深得同行和灌区指挥部领导的盛赞。灌区竣工后，他再一次回到熟悉的故乡，依然醉心于他的竹器世界里，直到生命像开花的竹子渐渐枯萎……

我清楚地记得，老伯入殓时，他的寿木内放进了那两把柳叶小刀，紧挨着他的双手。面对大山的竹林，他永远是个忠诚故土的战士。因为，即便整个世界的秩序、人伦被颠覆，他依然坚定地恪守了作为男人的使命，用残缺的身躯为自己换回了一张返回故乡的车票，他一生专于一艺，为自己赢得了竹的节操！

（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乡土情结，相对那些空泛的、不着边际的感叹，我更喜欢狭义上的乡土，一条小溪、一株古树、一陇稻田、一口老井、一道旧墙……这些构成乡土文明不可或缺的元素，一直鲜活地存放在记忆的冰箱里。

老家多山地丘陵，耕田少，人平不过七分地，还有不少“高岸田”，水份、光照条件一般，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前些年，我在调查故乡农业生产现状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每一丘田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一如城市的街道。经过二次土地改革和分田到户，这些名字依然被沿袭了下来。田亩取名大体分四类：有因姓得名的。如李家大丘、胡氏大丘等等，这些稻田过去大都属地主或宗族的“公田”；有以形状命名的。如葫芦长丘、三角丘、四方田……；有按实际丈量面积冠名的。如四亩丘、六分三等等；有根据地缘得名的。如屋檐长丘、大秧田、井边丘、路边田、池子丘……也有些不明就理的名字。如分手坳，大风口……囿于当年登记田亩的长者无存，也就难以考证由来了。不论有着怎样的名字，它只是一个区分符号，也是一个时期的农村土地权属缩影。

每年农耕时节，布谷催春，排遣了天空的寂寞。故土的山水便开始渐次变得朗润滴翠，生机勃发。那些散落在山坳或洼地里宽宽窄窄的稻田也跟着热闹起来。常见农人身披羽翼似的蓑衣，顶上铠甲头盔般的斗篷，冒着潇潇春雨，如逸世的武士一样勇武，疾行在脚下的那片土地上。沉寂了一冬的稻田终被铁铧犁翻，或为机械梳理，他们借助传统或是现代的农耕器具，把即将插上新苗的稻田打磨得平整似镜，泛着幽光，像一幅稀世作品，等人来赏。如果忽略劳动的辛苦，按照美学的标准来打量，耕田，似乎是一门以大地作画的艺术，更是一种对土地的致敬和信仰。

为了赶季节，那些种田的“好把式”常常会痴迷到披星戴月、废寝忘食之境。当然，这样的场景在眼下的乡村并不多见了。奔跑在田野的多是50后、60后，70后不愿耕，80后不会耕，90、00后永远向着高枝而飞，已经耻于与田地为伍。他们用梦想编织美好的未来，用厌恶抵抗农业的衰微。在他们眼里，传统的乡村已经失去了审美，不值得在此安放并不确定的未来。这一代人正准备牺牲自己对乡土的归属感来换取志得意满时的欲壑难填……

城镇化的浪潮呼啸而来，田耕文化的躯壳依然存在，但那份诗意的田园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已经渐行渐远，慢慢消失，甚至完全变质。这里不再有乡村得灵魂、脚步和炊烟，生活美学和心灵秩序已被打乱。这些稻田即便面对行政干预的“强项令”，依然难逃荒芜的命运，食物渠道的多元化，已让我们忘记了饥饿的苦痛。对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而言，如果饭碗不端在自己手里，如果碗中装的不是“中国粮”，怎么说，都有一种心沉沉、意惶惶的感觉。因为，饥饿并未走远！

我的书案上有一本阿尔多~李奥帕德的《沙乡年鉴》，书中谈到，“倘使你没有一块农田，你将面临两个精神上的危险：一是以为早餐来自杂货店，一是以为暖气来自暖气炉。”

我想，自己是不是也该卷起铺盖回家，辟一块属于自己的“开心农场”，耕读宦艺，让生活变得参差有趣。如是，则离“取池鱼，撷园蔬”的田园生活不远矣！

（八）

乡音、方言，从来就属于故土的一部分。它流淌着血脉的亲情，给人以强烈的自身地域文化认同感。

我的家乡泉湖，地接衡祁，使用的方言属于南乡语系（大衡阳传统上有东乡、西乡、南乡、北乡之分），我在那生活时间虽很短，但还是从父母身上承袭了一口地道的乡音。这种地理表征和情感的纽带，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的语言习惯，它有着普通话难以比拟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以其鲜活自然传达出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性情与趣味。一个地域的方言无疑是一个地域最形象、最真实的一种展示。年岁愈长，感觉愈深。

前些日子，从好友处偶得一本李伯陶（---9)先生的《野语文说》，读之，爱不释卷。先生籍衡阳县大安乡，毕生传道衡阳县五中。多年执着于俗语的研究和整理，以衡阳方言为母本，涉猎广泛，尽搜野语村言，以雅释俗，成之天然，堪称一部衡阳地方方言百科全书。西乡与南乡原本一家，五十年代才析为衡南、衡阳，由于语言同源，读先生的文集，仿佛是在听一段乡音叙说的故事。尽管伯陶先生墓木已拱，但先生为留住这些“逐渐消失的声音”所付出的辛劳，是对文化多样性保护工程的莫大贡献。

语言是一种兼具工具属性和文化属性的特殊产物，在工具的标准和文化的多元之间，需要一种善意的平衡。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从心理上排斥方言俚语的存在。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有着特定的精准表达，它就是乡音、方言。在此不妨列举一些，练舌养耳。在我们老家，年长者常用“老人不翻古，后生失了谱”来说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鳙鱼头，草鱼尾，鲢鱼肚皮鲤鱼嘴”，这是乡村美食家的箴言；“想赚畜生钱，要和畜生眠”，道出了养殖业的真谛；“买田看塘，讨亲看娘”，言明办事要察本；“只有锅子煮白米，冇得锅子煮文章”，强调了务农为本；“上磨肩膀下磨脚”，言农桑、负重远行之苦；“口头打官腔，屋里擂斋汤”，喻人死要面子；“屋檐搭屋角”，谓近邻之亲；“背蓑衣打火”，告诫不要惹火烧身；“挖堪寻蛇打”，言无聊而自招危殆；“告花子卵，夹（烤意）不得火”，形象比喻秉性贫贱，富贵不得；“稿菅人，三日不打起灰尘”，以此告诫孩童不严管则放肆生事；“左拳不打，右拳不来”，说明于事于人付出而复补有时…………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些独特的乡村语言是故土鲜活的“族谱”、“史册”，跳动着我们生生不息的脉搏，是故土的标志，乡情的寄托，乡恋的梦境。无论我在怎样的年岁归来，我都不会忘记这些朴拙、最靠近田园样本的生动语言，它是我心中永远的梵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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